171期主持人 | 潘文捷

整理 | 实习记者 覃瑜曦

歌手方大同2月21日因病去世，享年41岁。有人分析他是因为极端吃素导致免疫力下降，也有人说他是因为长期在环境恶劣的录音棚内录音导致身体状况不佳。2月初，大S因流感并发肺炎在日本去世，享年48岁，也引发了许多悲痛。

在媒体行业，今年，41岁的媒体人、新周刊审校室副主任吴玉燕因为严重流感而早逝的新闻也受到了许多关注。

你如何看待近年来关于英年早逝的新闻？作为记者，我们经常撰写逝者讣闻，对此又有何特别的感触？

01 名人的英年早逝：亲身经历比遥远的怀念更震撼

徐鲁青：工作以来写过不少讣闻，大部分的文化名人基本是年纪较大才去世的。我印象比较深的英年早逝的名人，现在想来是万玛才旦。当时朋友圈里很多关于他的消息，大家会分享过去和他的接触与交往，比如他的小说编辑。

一年前万玛才旦的电影《雪豹》上映，中信出版社办了一个小型的观影会，影片结束后编辑上台发言，中途几度激动和哽咽，当时我觉得很感慨。万玛已经走了几年了，身边的人仍在怀念他。 

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是，有些逝者真的很遥远，遥远到我甚至感到恍惚——难道他们还在这个时代生活着吗？比如戈达尔去世的时候我也写了一篇讣闻，理智上我是知道戈达尔还没死的，但当时还是很惊讶原来我们是同一时代的人，昆德拉的逝世也给我相同的感觉。他们可能已经被记在历史里了，让人觉得这个时代好像和他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张友发：鲁青说的感受，我还挺赞同的。像是戈达尔、昆德拉这类偶像，在我们青春期之前就已经被经典化了，这可能会让你觉得他们属于上一个形成经典的时代。如果要类比的话，韩寒、郭敬明这类名人可能和我们的经历更有共时性，我们本身就对这些人有共同成长或者说准社会联系的感觉，尤其是在文娱或者艺术领域。如果这些人突然地离世，对我们的打击就像鲁青刚刚说的“回到青春的孤独感”。

除此之外，工作性质决定了记者看讣闻的感受和普通大众观看讣闻的感受会有所不同。我感触很深的是有名的电影制片人张昭的逝世，他去世的那年冬天，我第一次采访他，过了差不多半个月，他参加了我前司的年底活动，当时一位见过张昭的朋友还跟我说：“感觉他比上一次见到时苍老了好多。”活动后，过了很短的时间，张昭就去世了。 

整个过程让我非常感慨。我刚认识的报道对象、工作伙伴，工作圈和生活圈中存在的一个人，突然成为了一个被宣告了死亡新闻对象。这种震撼感很强烈的，它和我们认识的、相对虚拟的准社会联系的名人逝世的感受不同，这或许是媒体人独有的一种感悟吧。

潘文捷：确实，我撰写讣闻的一个感受是，自己的亲身接触会有很强的联结感。如果和这个人完全没有打过交道，我的讣闻可能会写得有点死板。写出这个人的人生成就，再到他的自传里面去找一些故事，但是这样很难跟他建立个人的连接，如果需要建立这种连接的话，那就要找一些采访对象，比如他周围的人，用他们之间发生过的一些故事，补足旁人对他的一些印象。不论如何，如果我跟这个人本身有过很强的交集，或者是我自己有一些故事可以说的话，我感觉讣闻的细节会写得更好一些，更有感情一些。

我之前就写过唐纳德·斯通教授的讣闻，尽管他不是英年早逝。作为一个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老师，他很出众的一点是，他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了买艺术品上，还把这些艺术品捐给了学校，我上过他的课，他在课堂上就向我们展示过他的一些艺术品。曾经一个媒体采访过他，稿子的最后一句是：“不断地得到，不断地失去，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

我确实没有认识英年早逝的、出现在讣闻上的人。所以当我看到41岁的吴玉燕逝世后，讣闻出现在了《新周刊》的公众号上面，尽管不熟悉甚至不认识，也有很多很多人都转发了，让我体会到了媒体人心中的震撼。

张友发：这种触动可能有两个来源。

一方面，我们已经到了30岁左右的年纪，但潜意识还没有改变。当大S去世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她还这么年轻”，但再一想，其实她的年纪和我们父母也差不多大了，包括我再看到方大同去世前的照片，我才意识到他当时已经很憔悴、很久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了。所以，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我们对于这些青春时期偶像的印象还停留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这种对于时间的不均匀的感受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对于死亡的感知逐渐加深，儿时偶像去世时的震撼和感慨会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氛围之中，“死亡”让世界的无常和不确定变得更为确定。我还记得科比去世时引发了全球的哀悼，当时还正值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这种哀悼也有着情绪的叠加和共鸣。大家在疫情中见证了很多死亡，这时候从小熟知的名人去世会加剧个人感受，即那个熟悉的、确定的世界正在离我们远去，感慨和悲伤也就随之而来。

02 为了在这个怪物世界里活下来，自己也成了怪物

潘文捷：今年英年早逝的不仅有明星，还有许多年轻学者，比如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的博士生杜梅（30岁）、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全宇辉（39岁），以及贵州医科大学青年博士、副研究员娄华勇（39岁）。很多新闻在讨论这些学者的早逝，不少人认为这是内卷造成的，例如他们正在经历的非升即走的制度。我最近在想，英年早逝的背后会不会有共同的因素在影响？

张友发：共同因素肯定是有的。比如刚刚提到的制片人张昭，我在写他的讣闻时查看当时的新闻报道，张昭在乐视影业工作时，正好整个集团在遭遇现金流困局，也波及到影业。当时有一个报道的细节是，妻子在楼道找到张昭时，他已经在楼道里抽了一晚上的烟。这个故事让我非常感慨，我就在想，他当时的压力和后来的去世是不是也有因果关系。

我们在撰写讣闻的时候往往要回顾一个人的一生，这种感情非常复杂。回看那些逝者，他们有的是因为劳累去世，然后我们要用熬夜写稿的方式去纪念他们，这何尝不是一种循环？

生存压力在韩娱当中体现得更明显。这两年韩国年轻艺人猝死的比例，从新闻数量上看似乎比中国要高一些。死亡原因可能是霸凌自杀，也可能是喝酒死亡，能明显感觉到，韩国娱乐圈的职场文化是更具有压迫感的。

这和可能韩国作为单一民族的中等国家以及东亚性的交叠有关，中国娱乐圈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由于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在不断地打碎重组，所以区域差异还是相当大的。整体上来看，内娱的宽松度高于韩娱，相较于工业化、高标准的韩式偶像，内娱对于偶像（idol）的要求也更宽松。

视野转向电竞也是如此。关注韩国的电竞生态会发现，他们对于训练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欧美媒体喜欢将其描述为“一种近似于奴隶制的训练方式”。此外，内部的论资排辈也很容易衍生出职场霸凌。这种严肃的职场氛围在中国的电竞生态中比较少一些，尽管中国电竞团队也很累，但内部氛围还是相对轻松的。

潘文捷：韩国保健福祉部2021年公布了OECD国家平均自杀率的数据，在平均自杀率排名中韩国位列第一，并且其自杀率是OECD国家平均自杀率的两倍以上。 

除了此前引发热议的崔雪莉、具荷拉自杀事件，今年还有一位年轻的女星金赛纶（25岁）逝世了。她生前在网络上收到了许多恶意揣测，例如她与元彬出演《孤胆特工》后被骂“狐狸精”，只是因为她收了元彬送的一部笔记本电脑。很多女艺人会因为恋爱或者无端揣测被网暴乃至抵制，这会让她们感到巨大压力，当然这或许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背后或许还存在着性剥削、潜规则以及奴隶合同与经济压榨等状况。 

《我们赞成差别对待：变成怪物的年轻一代》书中也描绘了整个韩国的内卷氛围，书中说道：在这个需要证明我比别人更好的社会，人们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点与他人的区别，这就是贬低他人的强大动机来源，在这个要比别人更成功的时代，虽然不能保证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但是不管怎样，打压自己下面的人却是可能的，为了确认自己在他人之上，就要对这种等级排名保持敏感，哪怕难以实现个人的阶级跃升，至少也要努力，至少要阻止自己的努力贬值。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也乐见于他人的跌落，不能错过坚固等级秩序的任何裂痕，所以别人的一点小缺点也都会放大。书中还写到，很多的年轻人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社会中生长，为了在这个怪物世界里活下来，自己也成了怪物，他们是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更是维系这种社会结构的帮凶。

这就是桑德尔描述的优绩主义，也像项飙说到评价体系的单一，残酷的竞争让大家都在这个整齐划一的路上奔跑。在这一点上，韩国年轻人自杀率高和刚才我们讲的年轻学者的英年早逝就联系了起来，因为他们只有一条通道，不往上爬就会跌落。

03 讣闻写多了，看事情的时间尺度会稍微变长一些

张友发：大部分人不会从中获得任何有益的东西，因为死亡无法带来真正的和解。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说，我们在做逝者报道的时候遵循的是一种内卷逻辑：一定要快，要抢到第一波流量，很多营销号也是如此。 

大S死后，一众互联网营销号在纠结“大S到底有没有死？”“汪小菲是不是一个好男人？”“具俊烨有没有欠汪小菲的钱？”。他们并没有因为大S的死亡而和解，反而是进一步地消费了死亡所带来的流量。

方大同与大S死后大众对于素食主义的讨论，也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讨论，大部分人仍然是在自己偏执的立场里面去讨论，而营销号则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流量。很多自媒体不了解大S和方大同，但他们看到中间有两岸问题、有素食主义，他们就会像苍蝇盯上腐肉一样去讨论这些东西，讨论里只要有情绪，大众就会追逐。

所以，死亡在媒体中仍然需要服从报道逻辑，而现在媒体最大的逻辑就是流量内卷的逻辑。举例而言，他人、自身的疾病、死亡或是生育，都成为了流量置换的一种方式，很多自媒体博主会把自己的心理疾病、家庭变动或是生育状况反复呈现在镜头之中，将自己的隐私置换成流量。在这样的逻辑下，死亡或疾病，本质上就被抽象成了热点，成为媒体追逐流量内卷的中介和手段。

徐鲁青：我赞同友发的观点，现在讣闻被要求快速地发出来，但我常常在想，真的需要这么快吗？在我最开始写讣闻的时候，我总在反思：为什么轮到我来概括这个人的一生呢，我好像也没有资格概括一个人的一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香港地区作家西西去世的时候，我正好在深圳罗湖出差，远远望过去，对岸就是香港。

翻阅西西的过往资料时我发现，她生前有段时期参加过香港的学生运动，当时我把这部分写进了她的讣闻中，但后来我发现，这段过往于她的一生而言只是偶然、短暂的经历，甚至她在那之后变得不热爱政治运动了。所以，当时我是有点害怕做讣闻报道的，我要从很多资料中提取逝者一生中重要的事情、可以代表他/她人生的东西，这种概括显得很冷漠，在这个过程中，你要选择如何拼接一个人的一生。 

张友发：不过，除了一些英年早逝的人，大部分讣闻的对象还是比较无悔一生的。比如香港地区导演楚原他在获得第37届香港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中回顾自己的一生，谈到自己特别辉煌的时候打破香港卖座记录，特别差的时候被老板扫地出门，发言到了最后，楚原说：“人生就是欢声和泪语四个字砌成的，任何人，无论昨天多风光，也无论昨天多失意，但到明天天亮的时候，一样要起身，继续生活下去，因为明天总会比昨天好，这就是人生。”他还引用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很经典的话，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以碌碌无为而悔恨，也不以虚度年华而羞愧，就可以很骄傲地跟自己说没有辜负此生。

但是像方大同、大S我觉得确实是很可惜，他们在自己的人生、演艺生涯是有更多可能性的，至少还没有到“我的事业已经完成了”的时候离开，也包括那些青年学者和年轻的媒体人。

徐鲁青：当我们撰写讣闻的时候有如此多的感触，是因为我们看自己的时间时，只能丈量一段很小的时间尺度，但是当我们写讣闻的时候，时间尺度却是一个人的一生。 

人生是由一段段机缘巧合构成的，这种感受在我撰写聂华苓讣闻时很强烈。聂华苓的一生经历过许多动荡，她经历过军阀内战、抗日战争，逃到中国台湾地区后又经历了白色恐怖，在白色恐怖时期时还认识了她的丈夫，最终定居美国后还开展了“国际写作计划”。她经历的很多大事和选择都源于巧合，她刚到台湾地区时，因为找不到工作而为生计发愁，正巧胡适的《自由中国》出版后在招募编辑，正好聂华苓在南京时发表过文章，经过朋友推荐后成为了这个杂志的副刊主编，再之后有了接下来的一切。

张友发：我想到了我奶奶，她当年常和我谈起往事。她在小时候存里还是国民党的保长制度，她妈妈会让给保长送菜，希望能少收点租。土地革命时红军曾经到过她的村子，再往后的抗日战争，为了躲避日本人，村里人都躲到了山洞里，后来发现日本人把村里留下的猪全都吃完了。解放后土地革命时，她成为了妇女代表，之后还先后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高考恢复。虽然肯定没有人会给她写讣闻，但她确实也经历了很波澜壮阔的人生，一直到90多岁的高寿才逝世。

潘文捷：是的，很多年纪较长的逝者几乎都经历过政治动荡的年代，他们有的会被耽误十几年的光阴，在那段时光中，甚至读些读物都很困难。但在动荡时期过后，他们还是回到了自己想要从事的领域，甚至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也让我开始思考，那些名人、伟人们被耽误了十来年仍旧能够生活下去，但现代人却连Gap Year都十分焦虑。

徐鲁青：讣闻写多了的话，看事情的时间尺度会稍微变长一些。聂华苓11岁时父亲被杀，剩下她和母亲相依为命，直至24岁时她才去了台湾地区，在她11岁至24岁的时光肯定非常辛苦与艰难，甚至可能是绝望，但是她到了台湾地区之后，事情又有了一些变化。所以，这种以10年为单位的时间尺度，和我们看当下是不太一样的。 

潘文捷：这种时间尺度的拓宽会缓解一些年龄焦虑，或是关于卷还是躺的苦恼吗？

张友发：我觉得很难，大部分的死亡并不会带来生者的和解。《伊凡·伊里奇之死》就是托尔斯泰写的关于死亡的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是官僚体系、法院体系里的人，他死亡之后，同事的第一反应是：空下来的位置是不是意味着我能升上去？

在真正的死亡到来之前，活着的人都不会认真地思考“死亡”这个问题，大家思考的还是现实和眼下的利益。书中的主角伊凡·伊里奇也是在死亡真正到来的时候才自我觉察，好像自己这一生没有真正的活过，其他活着的人仍然按照着原本的方式蝇营苟苟。 

不过，有些人可能真的度过了有意义的一生，比如讣闻里面的人。或许度过了，也或许没有，我们谁都不知道，这个问题太难了，如果我们想明白了的话，可能就和高更一样去南太平洋群岛画画了。